6月19-20日，2019中國煤及煤化工產業大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召開。本次會議由鄭州商品交易所、中國石油(601857)(601857)(601857)和化學工業聯合會、中國煤炭運銷協會、中國氮肥工業協會聯合主辦，上海鋼聯(300226)(300226)(300226)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煤炭市場網、山東隆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承辦。和訊期貨參與全程專題圖文直播。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鄧郁松出席大會并發表《如何看待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的主題演講。鄧郁松從中長期視角下宏觀經濟運行趨勢、短期經濟波動的影響因素及政策取向與關注點三個方面展開本次主題。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鄧郁松

　　首先，從數據來看，1991年以來，國內經濟增速在2007年達到經濟高點后逐步放緩。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到2010年出現小幅回升，目前的低點低于1997年金融危機的低點，近期有一些趨穩的跡象。2008年之后特別是2010年之后經濟增速指導所以出現明顯的回落，鄧郁松認為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制造業的增速出現了一個顯著的回落的態勢，之前都是兩位數，甚至在15%左右，最近在6%的水平。固定資產增速之前在20%多，目前也是在個位數。這兩點是經濟增速拖累最主要的原因。

　　2012年第三產業的占比開始超過第二產業，進入了新一輪結構調整初期。鄧郁松介紹，雖然第三產業的占比已經超過第二產業，但略微超過50%-52%左右的水平，離發達國家70%左右還有很大的空間，至少未來15年，乃至更長一點的時間，我們仍然會看到第三產業的占比會持續增加。

　　“產業中做服務的會越來越多，我相信在任何的企業內部，從事服務業的人員也會持續的增加，這是非常大的變化。”鄧郁松表示，在這20年之前，就業壓力是非常大的。但是在這一輪經濟增速回落的過程中，就業整體是在增加的，幾乎大部分行業都在反映招人難，招人貴的問題，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在于經濟結構調整，第三產業吸納人才的能力更強，同時，國內人口結構也出現了很大變化。

　　2010年第二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處在20-29歲年齡段的人口總量大概比10年之前減少了5000萬人左右。到了2029年，今天這個時點處在20-29歲年齡段的人口還要再減少接近3000萬人。“這個市場上最受大家歡迎的勞動年齡段的人口總量在絕對的下降，會帶來什么影響？一方面是招工，大家最喜歡的年齡段人口數量在減少，第二工資成本是在上升的。這是一個抽樣調查的數據，所有這些是我們中長期比較面對的現實，而且是沒有辦法改變的現實，這是非常重大的變化。”他表示。

　　對于經濟增速，鄧郁松介紹，從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2010年前后，大體上年齡增速是10%左右，目前是6.5%左右，如果放寬視野看，當時的高增長的經濟體，不管是日本、韓國、臺灣，在經過10-2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都出現增速回落。其中，日本增速回落的幅度超過一半以上，臺灣省回落幅度比較小一點，也在30%左右。我們也處在從高速增長階段到中高速發展，也有很大的變化，整個速度的回落，這個回落可以看到日本從1975-1991，韓國是1963-1997。臺灣是1953-1979，中速增長階段還沒有結束。

　　鄧郁松指出，經濟發展進入不同的階段，顯示不同的特征。高增長階段整體上來說是數量擴張的過程，這個階段不管是大中小企業，總體上來說都可以過的很好，到了中高增長階段之后，作為一個質量提升的過程，在這個過程非常大的變化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產業，產業集中度的提升。一些大企業、龍頭企業份額更高，效益更好，但是也有一些中小企業慢慢的會退出這個市場。雖然行業規模和總量上已經到了穩定增長，但是增速不像高增長階段那么誘人。這個階段過了之后會進入到中低增長或者是創新驅動的階段。如果經濟體的增速能到3%就是非常理想的情況了。在不同的階段大家面臨的情況不同。

　　此外，令人關注的是，到了2010年左右的時候，各個產業的增加值的占比和整個就業的占比大體上比較相當。各種資源總是去流向回到更多的行業，通過這個資源重新優化、配置的過程，會造成整個社會平均利潤率逐漸趨于一致。鄧郁松認為，這個過程還遠沒有結束，不管美國多么希望制造業回歸，不管日本、德國的制造業多強，我們仍然會看到總體的趨勢是在往下走的，走到相對穩的時候，甚至會看到就業比例和增加值的比例會到相對均衡的時候，在這個階段我們會看到，流動相對到了相對的穩態，這個是中長期一定要看到的非常清楚的，不管有多么美好的意愿，但是大的規律在這里。

　　從中短期來看，GDP增長貢獻率顯示，這一輪整個經濟增速往下走的過程中和之前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此前，總體而言整個投資的貢獻和進出口的貢獻在某種情況上是對沖的關系，進口出是負的時候，我們投資會往上走的很厲害，最明顯就是2009年整個進出口貢獻是負的非常厲害，但是投資的貢獻是比較大的。同時，1998年之后我們投資上的很快，長期來看消費是相對穩定的。而這一輪在整個經濟增速回落的過程中，消費的貢獻在提高，并不是說消費比以前變得更好，而是由于整個投資和其他的拉動作用在減少造成它的比重提高，這個和之前是有很大的區別。

　　其次，在這一輪回落過程中，投資這一塊沒有出現像以前一樣，一下往上走對沖的情況，這是這一輪和之前有一些不大一樣的地方。從今年5月份以來中美經貿摩擦的情況，我們從一些數據上來看，中美的情況是很有意思，從一些滯后的指標觀察，你看到他們的經濟形勢很不錯，你會看到美國的失業率、歐盟的失業率總體上都是在往下走，從就業情況來看應該是很理想的經濟發展的態勢。

　　從國內情況來看，投資是政府能夠調控力度相對大一些主要的方向，但是我們也看到，在三類投資中，政府是影響投資最高的是基建的投資。總體而言，今年以來房地產投資相對較好，整個制造業的投資并不是很理想。制造業的利潤方面，在2015年之后提出“三去一降一補”這個政策2017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產能利用率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但是工業體利潤增速在往下走，產能利用率在往下，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速也是在往下，在這樣大的背景下，制造業的投資效果趨勢還沒有顯現出來。

　　從杠桿率來看，中國整體的杠桿率提升比較快。鄧郁松表示，國內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較高，同樣和制造業投資潛力有很大的關系。國內以往投資重點是重化工業，我們現在也進入到新的發展階段，可以看到這幾年通過最主要的重化工業的行業，負債率都有一些降低，而且你可以看到重要的大宗產品的產量，包括需求量增速在放緩，有的可能是在進入峰值區間。“原有的投資大戶的行業，它的未來投資增長的增速相對以前相比可能會有一些下降。”鄧郁松介紹。

　　雖然今年以來房地產的投資增速相對好一點，但是我們一定要看到，這一輪投資增速往上走的過程中，實際上很大的變化是其他費用的投資，其他費用是土地工程費，這個增速就顯得很高。從去年下半年以來，整個土地市場進入到相對穩定的階段，土地工程費是投資在前，發展在后，這一塊的增速一直在往下走，后期這個增速會一直往下走，從這個結構上來看，我們覺得投資增速保持現有的水平會往下走。

　　從歷史上來看，商品房銷售好轉在先，新開工在后，2018年以后我們出現一個反常的情況，我們看到銷售情況在往下走，新開工在往上走。在2018年以來道路資金的增速一直是高于開發的增速，房地產開發企業花錢的速度比進錢的速度要快。所以總體上判斷，在目前的時點上，制造業投資也好，房地產投資也好，有可能會保持穩中往下，可能會更合理一些，基礎設施這一塊還是有一定的潛力，后期基礎設施這一塊的投資增速會走高。

　　中短期的經濟波動會不會出現風險的問題？鄧郁松介紹，從全球的視角上觀察，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是在提高的，而且在大多數金融危機當中都可以看到和房地產風險的交織。對美國和日本來說，真正波動大的是大都市房地產價格的變化情況，不管是對于美國來說還是對于日本來說，大城市的房價波動幅度遠遠高于全國房價波動幅度。第二，要高度關注家庭部門杠桿率提升，從2008-2017年，在主要的經濟當中，大多數的經濟體上面家庭部門杠桿出現回落，有小部分增加，從縱向對比的角度上來看，中國增加的速度應該來說是最快的。從橫向來看，我們仍然是普遍低于發達國家的杠桿水平，但是比發展中國家要略高一些。我們和美國、德國、日本做對比，我們在2017年前后，這些經濟體大概在1980年前后的水平近似。

　　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全國的數據測算顯示，房價比收入漲幅低，低于貨幣供應量的漲幅，這是在于國內是一個區域差異很大的市場。如果把周期稍微拉長可以看出，一線城市的房價收入比在顯著的提升，二、三、四線總體保持穩定或者穩中略降，從2010—2017年。

　　對我們房地產的風險需要做更細致的分析。對于不良率的數據，銀行的水平與10年之前或者15年之前相比有很大的提高，數據顯示，短期內對各種風險能力的空間還相當大。和所有發生過比較大的風險的城市相比，我們最大的差別在于債務杠桿很高，但是我們主要是內債，這個是存在很大的差異。

　　對于政策取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6.5%；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5.5%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4.5%以內；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國際收支基本平衡，進出口穩中提質；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金融財政風險有效防控；農村貧困人口減少1000萬以上，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生態環境進一步改善，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下降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繼續下降。

　　鄧郁松認為：“初定的目標是6%—6.5%的區間增速，實際上是低于過去幾年我們經歷的實際的最低增速，我們在年初制定目標的時候，我們已經考慮了現在兩個變化，一個是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增速回落相對比較客觀的正常。第二我們也認識到經濟還是有一定的壓力，這樣政策調穩空間也是比較大。”考慮到整個經濟結構的變化，和人口結構的變化，鄧郁松認為情況還是相對樂觀的態勢。在他看來，現在需要關心的是實際利率水平、財政政策的空間、房地產政策的取向、國際經貿關系以及改革發展情況。

　　“全球的經濟史也好，中國幾個大的經濟周期，包括很多風險事件的發生也好，一定是和整個實際利率水平的變化高度聯系在一起。”他指出，從銀行來說，實際加權的利率水平還是在發生變化，特別是從2017下半年到2018年，實際的利率水平是在提高的。到去年4季度，整個實際利率水平有所往下走反映了一個更重要的變化，企業融資的難度有所緩解。從央行可以看到非常利率流動性水平的變化。對經濟的波動來說，不管是短期的波動還是一些中長期大的沖擊，利率的變化一定是第一位的。

　　利率的波動引起企業財務費用的變化，從去年下半年以來，還是出現了一些下降的趨勢，第二個可能在這個時點我們需要看一下整個財政政策的空間還有多大。今年我們提減稅降費財政收入增速是在往下走的，但是支出壓力很大，今年以來整個地方債的發行速度和總量是在提升的比較快，所以國內一方面是通過減稅降費激發市場活力，一方面政府還有一些大的投資，還有其他的債務方式解決。

　　在鄧郁松看來，對中國，具體到行業和企業，我們真正需要應對的是怎么樣提升產業升級的能力。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改革，培育競爭的新優勢，仍然是應對這個時代挑戰最大的著手點。